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。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。2019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、2021年获“全国优秀员”称号、2021年获“时代楷模”称号。

  1982年秋季的一天，刘永坦走进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，接到一项任务：尽快拿出一份详细的新体制雷达方案论证报告，然后由专家论证会审议是不是能够立项。

  此前半年，刘永坦一趟趟往返于北京和哈尔滨，一次次走进有关部门，一遍遍说明新体制雷达的意义。如今，立项终于有了进展，但面对这片国内空白的科技领域，一切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  正如习对广大科研人员的激励：“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，但我们一定要有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。”此后40年间，刘永坦正是将一身豪情投入到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研究，为万里海疆筑造了一道料敌机先的“长城”，为雷达事业打造了一支砥砺奋进的“铁军”。

  2019年1月8日，82岁的刘永坦站上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，并继续带领团队向推动新体制雷达小型化、分布式、低造价、民用化等方向努力。

  1981年10月，45岁的刘永坦结束了在国外的进修，回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。归国不久后，他提出一个构想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。

  没有强大的海防，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。中国有着长达1.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年间，西方列强和其他几个国家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，入侵舰船达1860多艘次。

  “雷达能看多远，我们对海域的守护才能延伸多远。”刘永坦介绍，当时我国沿海部署的传统雷达，对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有效监测范围不到20%。

  刘永坦下定决心：“中国必须要拥有新体制雷达，我要研制出中国的新体制雷达。”

  科技兴族兴，科技强则国家强。刘永坦这代知识分子，对于战火硝烟、颠沛流离、国仇家恨，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。

  1936年刘永坦出生于南京，尚在襁褓之中便随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，从南京到武汉，从宜昌到重庆，他的童年记忆充满了飞机扔下的炸弹、被血染红的江水。取名“永坦”既是家人对他平安顺遂的祝愿，也是对国家走向坦途的期盼。

  1953年高考结束，刘永坦读了《哈工大红色工程师的摇篮》这篇文章后，报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。在哈尔滨，他看到的是沙俄留下的司令街、护军街、法院街，听到的是东北人民被日本军国主义奴役14年的悲惨遭遇。

  1986年为新体制雷达站选址时，刘永坦乘船踏上了威海刘公岛，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景仿佛历历在目，每一处遗迹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

  根据刘永坦夫人冯秉瑞当年日记记载，为了说服大家重视新体制雷达，刘永坦每年有200多天时间在外奔走。

  然而，时值改革开放初期，国家资金有限，科研经费大多要用在短时间能清楚看到成果的项目中去。新体制雷达在国际上处于探索起步阶段，国内理论和技术完全空白，有可能大笔金钱投进去，几十年下来没有一点成果。

  但刘永坦坚信，从理论上来讲，新体制雷达技术是完全可能实现的。“这项技术对我们国防和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，倘若我们未能研究掌握，一旦其他几个国家取得进展，我们再跟随仿制，势必处于落后地位。”

  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1982年秋天，刘永坦争取到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后，迅速带领一个6人团队投入新体制雷达的论证报告撰写。在没有电脑的条件下，他们完全依靠手写来完成这项任务。

  5个月后，1983年的晚春，一份20余万字的《新体制雷达总体方案论证报告》摆在了论证会的桌上，评议四天后，专家们一致通过了这项报告。

  评审结束，刘永坦开启了紧锣密鼓的征程。随后800多个日夜里，刘永坦带领团队进行了数千次试验，积累了数万个测试数据，相继攻克了一系列理论难关，并于1986年成功构建了完备的新体制雷达理论体系。

  1989年夏天，雷达实验站在北方一处荒滩竣工。这里交通不便，四下荒芜，年过50的刘永坦和大家在荒滩上一干就是几个月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连续熬夜更是家常便饭。

  克服条件艰苦、、设备简陋、技术封锁等重重困难后，雷达系统进入了调试阶段。所有的环节都要一一对接，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，任何细微故障都可能会引起总系统无法运行，只能一次次调试、修改、再调试。

  1990年4月3日上午，海面上的浓雾还未散去，新体制雷达项目迎来了第一次正式整体实验，大家都在紧张地盯着雷达处理器屏幕搜索目标。当一个特殊光点出现在显示屏上时，大家开始记录数据、核对信息目标确认！

 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、买不来、讨不来的。8年后，我国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，中国赶上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的路。